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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臘梅 歷久彌香

--纪念谷牧同志

文:张海霞

十月的北京,碧空如洗,秋高气爽,一阵阵带着凉意的秋风吹过,长安街旁的银杏树涌起金黄的波浪,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白杨,撒下片片斑驳印在红墙之上。雄壮的天安门广场依然人潮汹涌,人来人往的西单却早已物是人非。每当我不经意间路过那个院子,就会想起同样于这个深秋时节去世的谷牧同志。他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

我与谷牧同志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1988年,谷牧同志由国务院副总理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我也是那年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工作,一待就是30年。当时我主要负责全国政协会议活动的新闻摄影采访等工作,所以也有幸能够近距离接触谷牧同志,并在他的直接带领下学习工作。谷牧同志于工作上的严谨精神以及在生活中的思想作风令我获益匪浅,他对我工作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更令我难以忘怀。关于谷牧同志的故事,从枪炮肆虐的抗日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纪之交,可以讲很多很多,甚至可以写好几本书。但这里,我只想写我记忆里的谷牧同志。

1993年,我到谷牧同志位于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的住处采访他。我走进优雅宽敞的会客厅,一眼便见到了79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他笑容可掬、神采奕奕、腰板挺直、文质彬彬,既有军人的风度,又颇有文人的气质。会客厅内整齐地摆放着20个装满书的大书柜。我粗粗看了一下书名,文学书籍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外国名著的中文译本。还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再有就是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的……,靠墙有几只大书柜的玻璃用白纸挡住了。谷老向我解释:「这里的书都是我珍爱的,多数已经很难买到了。」我从这里能够猜想得到,他对书籍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

一个普通的爱书之人

谷老见我正在看门楣上方挂的「九藤书屋」的横匾,便招呼我坐下来,一边告诉我,这「九藤书屋」是李可染同志为他楼上的书房题写的,从院里那九棵古藤而得名。我想,这「九藤」是不是还内含「九州腾飞」的意味?谷老虽然退下来了,但依旧挂念着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以诗、书为引子,谷老打开了话匣子,话题转到谷老两次惨重的损失-丢书。谷老坐在大沙发上,目光直视前方,思绪飞回到了战争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频繁交替。日本鬼子扫荡是碰到什么破坏什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带着书行军已成了谷牧的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书他是舍不得丢,唯恐丢了就找不到。南征北战,谷牧骑马的马袋子里除了少许的生活必备用品,剩下的地方全部都拿来放书。当时,规定团级以上的干部可以每人有一个挑夫,挑些文件与书。文件有的随时处理了,有的上交了,日记及小部分书他却一直带着。有时需要轻装行军时,谷牧就把日记及书放在缸里埋在地下,等打仗回来再挖出。有一次,打仗回来,埋书的地点怎么也找不到了。丢失了一批心爱的日记及书,这事谷牧一想起来就觉得不是滋味。

「文化大革命」中,谷牧的家前后被抄了8次。家里没有存折也没有贵重物品,找到的除了书还是书,扫荡完毕,马恩列史毛的著作除外,他那近20年的藏书一本没剩。这是令谷牧最为痛心的。

我问他,「文革」后这些书又还您了吗?他笑答:「没有,那时来抄家不只是一个学校的学生,这么多书,学生们在卡车上就你选一些,他挑一些,瓜分了许多,找回来也肯定传看得破破烂烂了。」前几年谷牧儿子的几个同学还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印着谷牧印章的书。

谷牧说:「这些书学生们传看,起到书的作用了,我也不再去找了。可我下决心要都补上。」从1973年开始,谷牧每月从工资中留出50元文化费买书,其它交给夫人支配家用。谷牧没有别的嗜好,也不吸烟,50元在70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一看到好书谷牧就非想买回来不可;有时50元不够就借钱先买回来,下月再补上。

谷牧那时常到荣宝斋旁边的中国书店买书,因为经常去,还和书店的两位老同志成了朋友。他们知道他要什么书,他每次去除了挑些书外,还开出书单子,嘱咐他们帮助找一些书。有时为凑齐一套书要等上半年甚至一年,莎士比亚全集那时就少两本,他等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凑齐。

他的许多书是从琉璃厂的几家书店买来的。1973年,有一天他又到中国书店买书,看见一本《西北调查记》扉页有周恩来的签名,他没有问价,就立刻买了下来。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几乎天天和周总理见面,周恩来的签名,谷牧一看就知是真的。第二天国务院开会时谷牧把书带了去,中间休息谷牧把书给总理看,说:「你的这本书我给买回来了。」总理非常惊讶:「唉呀,这本书你怎么找到的。」接着说:「那好,谢谢你了,把书还给我吧。」谷牧赶忙说:「书已经买回来了,你就不要收回了吧!给我留着做个纪念。」周总理笑着同意了,回忆道自己曾把看过的一些书送给身边工作的秘书。在那场混乱的「文革」当中,这本书到底怎么落到旧书店,其间的颠沛流离不得而知。

谷牧爱买书,爱读书,真可以说「爱书及屋」。他对旧北京图书馆很有感情,依其言便是:「就是现在我还能在旧北京图书馆找到当年经常读书的地方。」

谷牧1935年以后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先任组织委员,原书记被捕,谷牧又担任书记。当时他们出版一本叫《泡沫》的进步杂志,这些年轻人称自己是大革命风浪中的一个泡沫。《泡沫》被查封后,他们又改出《浪花》。在北平工作那段时间,谷牧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图书馆,他约人会面爱约在北京图书馆附近,会面之前他就在图书馆看书。有些时候,他们坐在图书馆院里的草地上谈话,或是趴在北海公园附近的栏杆上交谈。

谷牧有4子1女共5个孩子。他很喜欢这个女儿。谷牧鼓励女儿学习图书管理,后来女儿就在他当年读书的北京图书馆工作。

谷牧从搬到这个院子以后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三大优点。第一个优点是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都近,开会他可以比别人晚走十几分钟,还可以早到;第二个优点是闹中取静,这里离西单西四繁华的商业街很近,而胡同内又十分安静;第三个优点,是在结束采访时在谷牧家的院子里得到了印证的。别看这个院子不算大,我顺着谷老手指的方向看去,这里除了天就是树,一望无际,彷佛置身森林之中。

这里也是知识的森林,院中花香、屋中书香–而九藤书屋的主人,是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风云的谷牧。

名副其实《百梅图》

我们此行到访谷牧同志居所,在聆听了谷老的趣闻之余,还了解到由一本钉装典雅、清香欲吐的《百梅图》画册引出的一段丹青妙手共泼墨、百幅梅花竟争艳的感人故事。

谷牧的夫人告诉我,谷老从小便爱好古诗词及书法绘画。他有不少书画界的朋友,而真正与众多的画家结缘,却是在那不堪回首的「文革」期间。《百梅图》名副其实,一百人作一百幅梅花,书法名家启功写序,著名学者史树青又序,共同编纂而成。谷牧同志,何以收藏了这么多国画大师的梅花图呢?

这时,谷牧深情地说:「说到书画我很感谢我的夫人牟锋,自从实行工资制以来,夫人缩紧全家的开支,保证了我每月50元的文化费用来买书和书画。有时我碰到特别喜欢的,还要借支、超支,夫人对此从无怨言。」

谷老萌生收集《百梅图》的念头,始于某次为收集书籍字画而徜徉古书店的经历。

有一次,他见到一卷出自明代抗倭将领阮鄂的儿子阮自画的吟诗笔迹《出守庆阳四十八首》。谷牧展开书卷看,虽然卷底已经发黄发黑,但字迹清晰完好无损。谷牧知道这是真迹,他立刻价也不还地买下来,又把书卷送到荣宝斋进行清洗托裱处理。谷牧还清楚地记得,仅装裱就用去了他100元。这卷珍品经荣宝斋师傅回春妙手的清洗装裱后完好如初。谷老细细研读了48首诗,彷佛读着古人的日记。他深知这卷诗能这么完整地保留下来十分难得,这对了解古代的文化历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料,谷牧为自己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而激动不已。欢喜之余,他又想到自己还珍藏着几幅画坛名家梅花图,如能在纸面上有观赏百梅争艳的场景,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画坛的大家深知谷老「爱梅惜梅」,不论疏熟,都纷纷欣然命笔,将自己的梅花图赠送给这位领导人。他们忘不了谷牧的情谊,忘不了谷牧在「高天滚滚寒流急」时的雪中送炭 。同时,他们也十分欣赏「梅」「松」「竹」这「岁寒三友」。历代的人们借松的风骨「坚贞」,用竹的挺直形容「气节」,以梅的耐寒象喻「风骨」。此外梅、兰、竹、菊又被人称为「四君子」;梅、兰象征清幽,竹、菊隐喻高爽。「风骨」和「清幽」,当是谷牧的心声和为人品格的写照。谷老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对继承、保护、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艺术界有口皆碑。

收入《百梅图》的作者有何香凝、朱屹瞻、刘海粟等前辈画家,也有龚继先、王超等年轻画家。有的作者如李苦禅、于希宁、董寿平、关山月等人是著名的花卉画家,或以擅长画梅花闻名于世,但也有的画家平生从不画梅花的,如李可染。吴作人在题句中特别说明:「谷牧同志嘱写腊梅,久未亲睹,不敢欺人,项见西郊植物园试栽数株,正迎雪放蕊,勉图并题以奉两正。」还有些作者是版画家或诗人、美术史家、建筑学家,《百梅图》也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从作品题跋所署创作年月看,最早提笔的是王个簃、来楚生、张大壮的作品,均作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数量最多的是1975年和1977年,最晚的是1979年王伯敏、林曦明的作品。分四卷的《百梅图》大部分作品是画家们在「文革」时期创作的,《百梅图》也正以此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谷老是一位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于政务之暇,颇爱文墨丹青。谷老深爱黄胄的才华,曾大力支持过黄胄同志创办的中国画研究院,对于炎黄艺术馆这个改革开放后的奇葩,更是大力培育。因此在炎黄艺术馆开馆两周年之际–即1993年9月28日,谷牧和夫人牟锋将其珍藏多年的百幅梅花图捐献给国家,由炎黄艺术馆收藏。这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情流露和对朋友深情厚谊的体现,是谷老高尚情操的体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谷牧爱梅,画家画梅,而《百梅图》的价值远不止于笔墨。黄胄在《百梅图编后记》中讲到,「文革」期间,谷牧同志经常邀请一些画家朋友欣赏文物书画,借清茶谈心,其中不少人当时仍戴着 「牛鬼蛇神」「黑画家」的帽子。他把自己的客厅命名为「抗风轩」。《百梅图》所收编的画家除极少例外(如康生,即张三洗),大多数都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甚至遭遇抄家,其中林风眠、陈大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李苦禅、郑乃珖等人都是1974年批「黑画」事件中的受害者。黄胄在编后记中说到「谷牧同志参观『黑画展览』后,曾向一些画家表示忧虑,他说『将在历史上留下一页荒唐的大笑话』……在那逆流横行的时期,能如此向被批判的画家交心,体现了他的坚定与胆识,也使许多画界朋友得到安慰和看到希望。《百梅图》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情和朋友们肝胆相照的结果。」好几幅作品都以「铁骨丹心」为题,是对梅花的赞颂更是对人品的赞颂。

谷老克俭朴素,《百梅图》是他的珍藏-一百位画家起笔舞墨,集成一百幅不同风格标新立异的百梅卷,这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文化的真情之表现,也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肝胆相照的证明,这份真善美的结晶,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很大意义。

「文革」后,谷老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需我们评说。他对继承、保护弘扬祖国文化的贡献,在艺术界有口皆碑。他和万里同志支持创办中国画研究院;倡议保护恭王府(大观园旧址),修复琉璃厂文物一条街,继而支持我们创办炎黄艺术馆–改革开放后第一座民办的艺术馆。在炎黄艺术馆开馆两周年之日-1993年9月28日,他更将珍藏多年的《百梅图》慨然捐赠给炎黄艺术馆。谷老已经80高龄,这种高尚品德,使炎黄艺术馆的同志们深受鼓舞,感激之情,非文字可表。《百梅图》将永远被珍藏在馆,隆重展出并精印成册,以此令华夏子孙和热爱艺术的人共同欣赏。

谷老向炎黄艺术馆捐赠的不只是珍贵的艺术品,还有一颗爱祖国、爱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高贵之心。

百梅迎春,花香沾襟。谷老捐赠的《百梅图》巨卷,能使我们在这梅花芬芳的「香雪海」中感受生活的乐趣,学习老一辈画家在画梅花方面的艺术造诣及实践,并从中受到教益。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件小插曲。1999年,谷牧同志借用了一下我们的写字毯子,在归还毯子的时候,亲笔书信将一个他保存了50年的笔筒赠予我作为纪念。捧着沉甸甸的笔筒,谷牧同志那为新中国诞生英勇奋斗的足迹,为发展我国工交事业日夜操劳的身影,为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的面容,如穿过悠久岁月,缓缓但又坚定的向我们走来,感召我们超越自我,战胜困难,完成先辈们未竟的事业。

2001年的一天,我接到胡光宝主任的电话。提及毯子这件事时,我心里热乎乎的,很是感动,并感到由衷地钦佩。这就是我记忆里的谷牧同志,那个坐在那个沙发上的勤朴的老人,好像一直在微笑地看着我、鼓励着我,眼光温暖、深邃而又坚定。(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张海霞,全国政协新闻局原副局长。1957年4月出生,先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全国政协办公厅等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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