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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街二十年 再思藝術村政策 藝術工作者盼多中介少規條

艺术「空间」在香港(上)

九七金融风暴造就油街艺术村的诞生。屈指一数,距离油街艺术村的出现正好二十年,放眼看,邻近地区的艺术村遍地开花,但香港却依然未如理想。「我觉得香港更加需要一些自然生成、少一点规条的空间,当政府管理艺术村时,未必有这样的概念。」「好单位」召集人及董事、文化倡议者黄英琦(Ada)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由此,Ada由艺术村引申出「中介人」的概念,作为文化界的一分子,她期望有更多的中介及支援以扶植本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朱慧恩

1998年,香港出现了一条享负盛名的艺术村–油街艺术村。得益于九七金融风暴后经济低靡的境况,政府产业署将北角油街的旧政府物料供应处以廉价招租,艺术工作者如获至宝,纷纷进驻。惜翌年收地,被逼迁出。时隔十多年,当年的油街艺术村早已不复存在,在2013年,附近的建筑群经活化后,以视艺空间「油街实现」的姿态再现公众眼前。

Ada拥有很多身份,她既是律师,又从事教育工作,也是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的核心成员,工作涉足不同领域。虽然Ada并非「落手落脚」从事艺术创作,但因工作关系,认识和接触不少艺术工作者,回想起1998年旧政府物料供应处公开招租的时刻,Ada仍印象深刻。

油街艺术村的繁荣

「那时未有whatsApp,好多人打电话揾我,话我哋租得起。」Ada忆述。她仍记得当年上址是「两个半」一尺。当年正值九七金融风暴,经济低靡,政府以最低两元一尺的价钱,以短期租约的形式招租。两元尺价可以租用数以千尺的空间,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

往后不同类型的艺术团体纷纷进驻,各自透过政府产业署的渠道,成了油街租户。当年如「蛙王」郭孟浩、录映太奇(Videotage)、前进进戏剧工作坊等,便在该处落地生根。从事不同形式创作的艺术工作者开始在该地群聚起来,自成一角,形成「油街艺术村」。当年此处成了一片滋养文化艺术的土地,租户举办艺术展览、工作坊,百花齐放。

不过,「其实当时政府好惊。」Ada说,「佢会觉得如果有咁多艺术界的人在此,呢条村咁有活力,政府惊请唔走。」皆因当政府没有艺术村政策时,便只会视进驻者为租客。好景也不长,在1999年,政府征收该址,租户被逼迁。其后艺术团体与政府多番交涉,终于被安排以直接租赁的形式、为期三年的租期,租用位于土瓜湾的前马头角牲口检疫站,在牛棚「落脚」。

由油街到牛棚

牛棚早年由政府产业署管理,直至2011年由发展局接手,由最初不对外开放,到现在允许自由参观,一路走来,牛棚发展成艺术村,成了土瓜湾的地标之一。艺术工作者Peggy现于牛棚设立工作室,虽然并非第一代的牛棚租户,但在牛棚亦驻扎了一段日子。

虽然Peggy非属「油街年代」,忆述当年油街的艺术团体可以与政府直接对话,她自言很羡慕。「在香港,类似当年油街艺术村般自由的空间其实很少见,当年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很有力量,向政府争取另置空间。我们都很羡慕可以在如此状态下和政府直接对话,争取可发展空间。」在Peggy看来,当年油街艺术村的事件,可说是艺术家和艺团争取民间艺术创作空间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以前油街都是闲置空间,管理无咁严谨,好自由地发展,那时差不多每晚都有活动发生,状态好自由。」Peggy虽然不是油街租户,但亦知悉当年的情况。而放眼现时香港类似的艺术群聚,例如牛棚、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PMQ等,皆由政府部门或特定机构营运及管理,在官僚架构内,相比起当年的油街艺术村,便多了「绑手绑脚」的规条。

管理思维的缺失

「我觉得问题在于沟通上。有所谓管理层,订立租金与规章,这并非正向的管理模式。」Ada说,所谓的公平性,也是伪公平。她强调,艺术村应该包含共享价值在内,「一个艺术村的价值就是一加一大过二,希望该处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也与观众有更多交流。一个村的氛围就是艺术品随处可见,缺了这个东西是会失色的。」她说。

以牛棚为例,若租户要在公共空间摆放艺术品,需要向管理部门书面申请,但Ada认为若在艺术村设立过多规条,变相扼杀创意。「创意这项东西需要空间尝试,但通常空间有好多『不准』和『不必要』。」而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政府部门未必有管理艺术村的概念。「艺术村应该是主办方自己都要有『村』的概念,多年来牛棚仍是政府管理的物业,政府未必有管理艺术村的思维。」Ada说。

那谁可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我想是一些中介者,例如艺术中介。我觉得香港需要一些不同类型的中介,甚至乎多于一个中介。」Ada表示,艺术村就好像一个生态系统里面的支援系统,对于支援艺团或艺术工作者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合适的机构管理,为艺团或艺术工作者对症下药,提供足够且适当的支援,则显得十分重要,而现时则偏偏欠缺此类角色。由此,这里便引申出另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就是「中介」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以剧团为例,Ada表示,由排练场地、市场推广、以至法律问题,过程中都可能要寻求不同界别的人士协助,然而,她表示现时文化界别却偏偏欠缺此类「中间人」的支援。

文创产业缺支援

Ada表示,现时政府大力推动创科产业,因此,像是科学园、数码港,便担当了支援初创企业的重要角色。但她认为无论是视觉艺术、表演艺术还是设计,此类的艺术团体也应视为是初创企业,亦意味着需要同类性质的支援。而她坦言政府没用同一个思维去思考两者的角色。「我有与民政事务局提过,对方都认同,但不知为何无人去推动。」她说。

Ada认为类似中介不会嫌多,皆因放眼全世界,成功的科技创业,都需要有类似的中介。中介可以带来网络、资金,可以带来无形的资产,亦即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或是一种经验、视野与洞悉力。「如果一个年轻人做创作,在营运上或会有迷惘,这类中介支援便显得格外重要。」Ada说。

整体发展策略很重要

访问当天,Ada正出席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创意香港为主要赞助方的设计「智」识周2018,与世界各地的讲者为公共创新设计出谋献策。「创意香港」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旗下的专责办公室,主责领导本港创意经济发展。早年,Ada曾倡议把商务及经济发局与民政事务局合并,组成文化局,统筹相关文化政策,减少政出多门。「当时梁振英先生有列入政网,后来林郑(特首)亦有,但话时机未到。可能政治、房屋、教育这类问题大过文化或者艺术村的问题,我都理解的。」Ada说。

Ada强调:「现在香港缺的不是钱,而是一个整体文化发展的策略。」放眼现时香港的情况,若单从硬件来说,由西九文化区,以至东九龙文化中心,不能否认政府确实落力支持本地文化发展,但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硬件无疑只是最后一环。而作为一个创作人,要工作、要排练,面对各种困难,可惜当中的政策都是空白的。Ada喜爱以百子柜来比喻现时香港文化发展的状况。「一个百子柜里有很多东西,可惜柜与柜之间不相通,出现了很多gag位、盲点。」因此,Ada表示期待未来会出现更加多的中介与支援,支援相关的团体,以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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